严监生并不吝啬，苦了自己，便宜了他人，是他的总帐。他与葛朗台等毫不相干。他将典铺的例钱白银三百两，每年全数交给妻子，对其去向不闻不问。而葛朗台看见妻女给他侄儿做一顿加牛油的面包就喊：“你们是不是要让我破产!”严监生还是很有人的正常感情的。对正妻王氏，一往情深，延请名医，煎服人参，毫不含糊。尤为动人的是对王氏的深情悼念，“而今他往那里去了!”“伏着灵床子又哭了一场”。诚如闲斋老人的评语：“此亦夫妻同甘共苦之真情”。决不是“做戏”、流着装饰性的眼泪，还有一个铁的证据，就是他从此一病不起。这里没有丝毫的铜臭气。至于猫儿踹出了五百两白银，则更写足了他的不吝啬，及这不吝啬背后的对妻子的平等和信赖，他妻子倒是善于聚财的。如果他一味地视钱如命，或者说，如果作者真是一心揭露他的把铜钱看成磨盘的贪婪癖，便该是另种写法：妻死破财办丧事，因此而心口疼了，见了桑皮纸包着五百两白花花的银子，会大喜冲走了病情，并给了他重新生活的勇气、力量和信心。我们有理由说：在财与人情之间，他是毫无疑问地重人情的。
他总体上是个笨拙的被人捉弄的人物，活得卑微却不乏人情与慷慨。后者正可平衡那颗卑微渺小的灵魂。严监生在《外史》中活了一场，只作了三件事。其一是代恶兄消弥官司，破费银两;其二扶妾为正，深情悼念亡妻;其三是最后伸出了两个指头。过去许多论者都抓住那两个指头，于是，他成了中国吝啬人的典型。其实，这种评论违背了作者塑造人物的基本精神、基本法则。尽管全书的结构促使作者塑造那种能用一句话概括其性格的 “扁平人物”，这种人物能给人深刻印象，算是撮出了类型化的典型。但作者似乎更有意要避免这种局面，总是要设计一个“拐角”。权勿用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作者还是给他的“拐骗”案平反昭雪。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较为普遍的是虞育德、严致和这样的人物，大贤有缺点，凡人有侠行。
严监生有一种病：自虐畏缩综合症。与其说作者主要写了他的悭吝，不如说作者主要写了他的卑微、可怜。作者让他出场，给出的“前提语”是“有钱而胆小”。他胆小又没有别的能为，于是，他就用钱作护身符，来消灾弥难，苟且偷安。替老大了结官司，白赔了银两，反被严大责怪，贬斥他懦弱无能。他活得卑微，死得窝囊。作者用他悲惨的一生完成了对他那生狼似的家兄和蔫狼般的内兄的暴露。他们吞食他的那些钱，是他用那种将两根灯芯换成一根的刻苦方式积累起来的财富。他的一生是被宗法制度榨扁了的一生。他临终托孤于内兄的沉痛遗言揭示了他一生悲苦的部分成因：“我死之后，二位老舅照顾你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生，终日受大房里的气。”
他的畏缩病已病入骨髓，至死不知病根何在。他糊涂地认为，只要能进个学，有了功名就可以抬起头来了。这当然是他的人生经验的总结，也有充分的事实根据。
就像我们不能责怪乞丐没有黄金一样，我们也不能责备严监生为什么不换个活法?那是一颗被压扁了的畸形的灵魂，只会苛酷地对待自己，只会忍辱负重。他不知道世上还有一种叫反抗的精神，更不知道自己作自己的主人的道理。他的吝啬只给自己使用，瘦成了猴，也舍不得买人参。他已卑微到这种程度，即使对别人过分慷慨时，也显得可怜巴巴。至于那根灯芯，表面看来，当然是悭吝至极之举，但与其说是在暴露他的悭吝，不如说是揭示了他在长期卑微的生活中扭曲而成的“渺小”。是通过他的自虐得以完成的。虽然他肯于“利他”，但无论在上帝眼里还是在俗人眼里，他一点也不高尚，只是一个不作恶的可怜虫。他的渺小的举止让人感到可笑，那卑微的灵魂又令人悲伤、可怜。这大概是正直的人对这个形象的公正的审美感受。这种感受的成立证明了作品悲喜剧因素交融的成功。即令今天也不得不叹服作者在塑造人物上的深邃用心和婉转多姿的一笔写出几层意蕴的笔力。
《外史》忠实于生活的原生状态，写出了所有人那自觉不自觉的“生活原则”。这个原则是他们生存的目的，生存方式的基础。严贡生把行恶当成一种欲求和企望，一分钟都不能休息地去欺诈别人，这是他的原则。严监生的原则正好倒过来：受虐才舒服。他的悭吝以克己始，以利他终。闲斋老人对这哥儿俩的评论值得参考：“大老官骗了一世的人，说了一生的谎，颇可消遣，未见其有一日艰难困苦，二老官空拥十数万家资，时时忧贫，日日怕事，并不曾受用一天。此造化之微权，不知作者从何窥破，乃能漏泄天机也。”严监生与杜少卿还有一比。同样地大捧银子送人，但少卿是豪爽，是遇贫即施，表现出的是人道主义情怀，而此公却是畏葸、巴结、求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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